2019年4月份，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降了2.7%。
但与此同时，我和不少朋友整天接到提供优惠贷款、优惠融资的各种电话，而且听起来条件相当诱人……我常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到底是缺钱还是钱太多了？给我的直观感觉是：真正搞实业的到处找钱往往找不到，可是社会上又常常是金钱满天飞…… 总而言之，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极大地扭曲了正常的经济关系，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经济运行机制。有了这个基础，才好对症下药，逐步化解矛盾、解决矛盾。
有些人一直不承认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似乎全世界努力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早已解决了。记得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能够名正言顺地享用家庭电话的，一般还都是副局及以上级别的干部。对这个问题，今天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明白，那就是封建专制、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制度，以及后来军阀混战、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况麻木了中国人的头脑，捆住了中国人的手脚，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尽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但是从苏联搬来的那种大一统的公有制、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和严重压抑积极性的铁饭碗、大锅饭——美其名为按劳分配——主要由于这种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再加上闭关自守、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大搞阶级斗争，使得本该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再度受到极大的压抑。第四，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格外注重有利于经济发展。第三，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逐步退出。
一是造成消费价格持续上涨。从以上数字和三国间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GDP和人均GDP大幅度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并将印度远远甩开，主要是近40年所为。面对新一轮房价飙升并伴随投机性炒作与违规融资，政府为管控风险不得不实施力度更大的需求管制措施，供地体制机制局限以及行业内在失序不利于投资与经济增长潜力释放。
贸易顺差GDP占比变动，部分受到进出口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影响，未必成比例转换为经济增长实际影响，然而外需因素对经济下行压力作用仍不可忽视。我国经济增速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经历了三起四落，目前应处在第四次、也是最长下行调整阶段。2012-2017年间，我国总消费年均实际增速近8%，比同期GDP年均增速高出约0.7个百分点，表现为消费对GDP增长贡献较大幅度上升。卢锋老师首先根据历史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了本轮经济下行调整期较长的现象。
规划人口低估伴随大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资相对不足，加剧公共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和大城市病，有时又进一步反转促使某些城市当局出台各类管制措施。由此可见，虽然在鼓励市场竞争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现实生活中总体投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较多行政管制，如不能深化改革破除某些方面仍显著的不同类别企业之间的体制性差别待遇，显然不利于有序释放合理投资潜力。
大城市人口流动强势管制政策，虽然在个别场合和某些时点对现实矛盾有某种舒缓作用，然而客观上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城市集聚效应所需要的合理投资。过去十多年外部不平衡调整大背景决定了外需条件变化难免要对经济增长派生制约作用。消费在本轮经济调整中表现比较稳健，对整体经济稳增长较好发挥了支撑作用，然而消费其增速近来也在明显放缓。消费增长表现较好原因之一，是同期财政社保等相关支出及其占GDP比例持续增加，助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
又如严控大城市政策取向也不利于释放投资潜力。这段时期某些宏调政策是否适当已引发学界探讨：如金融去杠杆政策力度偏大可能加大了去年经济下行困难，早先钱荒、股灾与当时宏观与金融调控政策也不无关系。消费增速走势及其能否持续对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比较稳定支撑作用有待观察检验。其中，民间投资增速降幅更大。
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较大，经历过2018年的短暂回升，今年又显著回落。近来消费增速逐步下滑，不仅反应在有关宏观数据层面，也表现在一些消费热点部门和时点增速变化上，例如我国年度电影票房以及春节、国庆消费增速近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
个别时间节点上具体宏观金融政策某些内容，其客观作用可能会在边际上加剧当时经济下行困难，然而总体而言宏调政策通过逆周期操作对稳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宏调政策需相机抉择，实际上很难做到完全精准。
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更长时期经济周期角度，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共有七次下行调整期，而本轮经济下行调整时间也属于特别长的一次。卢锋教授最后指出，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国在平稳实现潜在增速换挡过渡并成功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也面临如何应对史上最长下行调整期的现实困难。对上述讨论的多方面问题，决策层近来高度关注并针对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对目前经济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周期峰值，中经2010年10.6%大规模刺激反弹及2017年企稳温和回升，逐步回落到2018年6.6%，今年估计会进一步走低。最后，某些方面体制和政策扭曲及相关改革滞后，不利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需更多关注与重视。
以工业部门为例，2016年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国有企业两倍多。从调整期具体情况看，出口增速在2010-2016年大幅下降，同时进口增速降幅更大。
我国实际投资增速自2010至2011年20%左右，曾经一度成为负值，目前也仅回升至5%上下历史相对低位。（张彤 整理 本文已经卢锋教授本人审阅） 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形势 。
再如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体制政策待遇区别也不利于投资潜力充分发挥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双轨制改革 。
诺思晚年从limited excessed order向open excessed order的过渡，与哈耶克晚年所讲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实际上讲的同一个意思。第三点，在哈耶克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他的基本主张是对的，就是计划经济或者说政府靠行政命令全面控制经济是不可行的，用英文讲，叫infeasible。第四点，诺思也是对的，从大范围、长时段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国家或者说政府的存在既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可能是经济衰退的根源。思想解放，是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前提和第一步。
放弃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任何向计划经济——我在悉尼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中称之为行政控制经济（administratively controlled economy）——回流或倒退，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二是在一个大的社会和经济体中，任何关于生产、交换和财富生产和分配，乃至消费（包括消费需求和消费偏好）的信息都是不完备的，是不能被一个大脑或政府的中央计划机关所全部掌握，因此必须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协调进行人们的生产和交易活动。
第五点，哈耶克所说的任何社会制序均建立在一种观念体系上是对的。这也是维迎35年前这篇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的基本思想——尽管如维迎所说，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哈耶克的思想和理论。
在这十字路口上，在这迷茫的今天，更需要中国经济学界和其他学界坐下来理清我们自己的认识，讨论一下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今天没人会怀疑中国社会现在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能做到这一点，用吴敬琏老师的话说，才能重启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社会才有光明灿烂的未来。去年，在座的周为民教授在野山坡论坛上所宣讲的一篇长文，也很详细地讲解了这一道理。这两篇长文都有点理论思辨的学术讨论，但讲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人类社会的制度生成、演化和变迁中，观念、观念体系（ideology）、理念、认识、信念是最重要。但是对这个从亚当·斯密，到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以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市场经济，或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社会秩序，这些干预、折腾、甚至揠苗助长式的干预，大多数是有副作用的和不利的，即使有时他们是好心，也想让他们的王朝和国家经济繁荣和强盛，但结果常常事与愿违。
如果注重发展市场交易和贸易，那经济就会繁荣。这一是因为计划经济或政府行政控制经济不能解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自己利益和财富增加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
（3）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政府和政治企业家都会有干预社会的冲动和实际行动，往往都不会让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社会秩序——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经济——自发扩展和成长，总是用各种方式乃至强制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来干预它、调控它，甚至也包括让它揠苗助长式的快速成长。今天我首先要讲的是，我完全同意维迎的判断，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思想解放，没有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市场经济大讨论，包括双轨制价格和渐进性的改革的讨论，就不会有中国逐步走向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也就没有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
维迎讲的观点，我都同意。今早也再次拜读了维迎昨天在经济学原理公众号上发表的原文和他5月18号写的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的文章，刚才几位仁兄都讲了，我不在重复了。